访谈︱李维明：国博对司母戊鼎的改名“只是更名 不是正名” 司母方鼎

【编者按】2010-2011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将馆藏司母戊鼎更名为后母戊鼎，引起社会对这件商代最大青铜鼎的关注和讨论，这尊国宝究竟该如何命名，至今仍有争议。国博研究馆员李维明历时四年多时间对这件馆藏大鼎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本站请他谈谈对大鼎出土故事和大鼎更名性质的认识。

3.商代的铭文和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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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一句话。“四”字应从字体结构、造字本义、例句等方面进行解读。在相关演讲中主要用作神龛、祭祀或传家宝。

馆内部分主“后”者给出的理由也需要再推敲：虽然20世纪70年代有学者将安阳五号墓出土部分铜器铭文、石文释“后母辛”，“后辛”，但也有学者释“司母辛”“司辛”；还有学者对该墓相类金文辞例中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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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边解释“师”，右边解释“后”。显然，学者们对墓出土铭文中“侯”和“司”的辨析，目前仍处于学术讨论之中。此外，商代一些文字的书写虽然有时可以从左到右沟通，但并不局限于“后”字，也适用于“司”字。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在国博将“司母戊”更名为“后母戊”之前，未见馆内学者就该鼎称名有研究专论发表，有迹象显示部分主“后”者主要是信从部分名人之说，受他人影响，如20世纪60年代，有台湾学者对“后”说作进一步论证。主要论点是，卜辞有“后”，卜辞、殷周金文或有写作“

“形式是正反书的证据，这其实是一个词。根据传世的记载，认为“侯”叫“侯”，再将“侯”借用为“侯”。20世纪70年代，有学者将安阳殷墟5号墓出土的一些青铜器铭文和石刻解读为“后信”“后信”，并引用叔叔的话说，春秋时期唐伐，“后”字也写成了“司”。古代汉字没有左右之分。认为“侯”字专属于皇后，或在武丁之后。

事实上，学界对这件商代大鼎的铭文释读，在字数、字序、字意等方面均存不同认识，可见多种释读方案，涉及大鼎铭文的“后”“司”“母”“女”三字或两字释读方案等问题，至今仍属学术讨论范畴。据此判断，国博以“后母戊”替代“司母戊”称名大鼎应属更名，尚无确证为正名。对于这个问题，我专门写了《“司母戊鼎”更名现象观察》一文，2016年发表在《古代文明》第10卷，欢迎专家学者讨论。

2013-2016年，李伟明研究了穆武定的部分学术成果

本站：博物馆如果想对一件文物改名，尤其是像司母戊鼎名头这么大的文物，它的正规流程应该是什么？要怎样改才是对社会和公众负责？

李伟明:文物是根据自己的性格命名的，或者参考文献记载，或者采用常规的方法。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不容易。以收藏的文物为例，对文字的铭文可能有不同的解读方案，如司母戊、后母吴；对文献记载也会有不同的理解，比如玉衣玉盒；定制有时不可避免地具有随机性。比如一件名为“连坊驿”的商青铜器，据说是两位专家的手笔。一个认为两块方毅连在一起，另一个随口说，连方毅都能叫吗？这就是它的名字。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学者们静下心来，坐十年的冷板凳。通过仔细的分析研究，他们可以找出确认来判断原来的名字是对是错。根据新材料或新的研究成果对文物旧名进行校勘，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我认为对一件文物改名，应先后把握三个程序：更名前，应充分掌握相关文物信息，深入分析，取得前期学术研究成果，以此为基础提出更名理由。组织有关专家进行专门的学术论证，在形成共识或主流意见后，决定是否实施学术意义上对文物的更名。对一级文物更名，应报请文物管理部门核准备案。更名时，应公布相关学术论证报告或论文说明理由。更名后，应对来自社会的不同见解有所回应。

此外，社会认知度高的文物更名，除了学术意义外，还要考虑社会影响。比如，郭波将大定改名为后母武定，但社会对司母戊定的命名并没有结束。西木武定的命名在学术期刊、大学教材及相关展览中仍较为常见。这几年我多次停下来观察这个大定，听说有观众说起“这是后妈武定，不是女主武定。”“还有继母戊丁！我以为只有慕斯武丁。”“后妈吴丁最近才挖出来了。”“慕斯武定应该比这个大。”“继母吴丁在这里，慕斯吴丁在哪里？”“武丁娘娘，那不是镇馆之宝”...从而印证了一位大师“帖”——甲骨文学者曾经给出的警告:“习惯上称呼‘武定皇后’多年，老而不改也无妨，以免误发现新的‘武定皇后’。”

我认为，如果确证文物原称名有误，又能够确证其正确的称名，就应当按照程序实施更名，更名时应向主管部门备案，向社会说明原因。如果暂时拿不出确证，就应当把认识分歧留在学术范畴内继续研讨，将原称名看作是一个约定俗成具有统一意义的指代符号，以免引起社会观众将同一件文物误解为两件不同器物。这样做才是对学术负责、对社会负责。

其实，以铭文为参照元素命名商代这个大鼎的初衷，就是为了与商代其他大鼎区别开来。到目前为止，“慕斯武定”这个名字已经使用了几十年。作为限制性指标，广泛应用于历史教科书、工具书、学术期刊、科普读物、旅游描述、文艺作品，甚至作为商标、公司名称，具有较高的社会认知度。为了避免社会因名称不同而误以为商代同一个大鼎指的是不同的器物这一现象，对于商代这个大鼎，除了正常的学术讨论外，在学术界对其铭文的解释判断对错并达成共识之前，使用社会认知度相对较高的名称是合适的。

李伟明创作的慕斯武定水墨画，70厘米× 135厘米

本站：您就司母戊鼎更名现象提出的认识与国博主张不同，您在国博工作，会不会有所顾虑？

李伟明:我一直认为这个大鼎怎么命名是一个学术问题，在学术讨论中有不同的理解是正常的。求真是真正学者必备的基本素质。我的老师邹衡是夏商周考古研究的著名学者。他坚持不盯顶、不看书、不看名人、不怕人多、不计个人得失、重视基础工作、善于吸收前人成果、勇于修正自己的学术观点、勇于开拓前人没有走的道路的学术精神，始终激励着我在坎坷的学术道路上前行。我认为，如果我们不敢表达不同的理解，患得患失，甚至在没有研究的情况下附和，这是对学术界和社会的不负责任。

李维明着《司母戊鼎还有多少待解之谜》，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8月